就这个问题，我想重点谈一下为什么说理解中国古代宇宙观对于理解中华文明有重大的价值。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下面准备分几个部分来谈。
宇宙观为什么重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一次（2022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讲话时的一句话说起：
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总书记讲得很精辟：能否读懂“宇宙观”，涉及到能不能读懂中华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研究中，把“宇宙观”提出来讲，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笔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时正好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研究，因此下面我就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那么，什么是宇宙观呢？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的定义：
世界观，亦称宇宙观。人们对整个世界即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总的根本看法。
这是一个现代的定义。在文明起源时期，由于人类尚没有摆脱“神话性”思维，因此，对于古代文明研究中的宇宙观，我们则可以使用人类学家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Tambiah）的定义：
（宇宙观是一个）概念和关系的架构，它视天地万物或宇宙为一个有序的系统，根据空间、时间、物质以及运动对其描绘，并且囊括神、人、动物、精灵、魔鬼等所有事物。（引自王爱和《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谈到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人们最熟悉的一个词是“天圆地方”。有的学者认为，良渚文化中出现的玉琮，因为具外方内圆的特征，故可以认为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天圆地方”的概念。其实，这个说法还是有一些疑问的。首先，我们引述几条文献：
《易·说卦》言：“乾为天，为圜；坤为地，为大舆。”
《庄子·杂篇·说剑》：“上法圆天以顺天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
从以上这些记载看，认为古人存在天为圆形、地为方形的理解似乎也行得通，但若考虑如何阐释“天圆地方”观念来源时，这便有了疑问。《周髀算经》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周髀算经》卷上商高答周公测天地之法说：
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
这里说的“矩”，是古代的一种测量工具。矩由两条不等的边组成，短边称勾，长边称股。其关系是：若勾为三个单位，则股为四个单位，由此形成的弦长则为五个单位。勾三股四弦五，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勾股定理”，在希腊则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
在我们常见的汉代伏羲女娲图画像中，伏羲像所持的就是“矩”。
在《周髀算经》中，商高提到了可以用矩测量天地。在谈到如何测量时，商高谈到了矩和方、圆的关系。即上文中的“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所谓环矩以为圆，意思是以该三角形的三点可形成一个外接圆，三角形弦长即圆的直径（周髀算经的圆周率为3）。所谓“合矩以为方”，意思是四个矩形以勾、股点相接，其弦可以构成一个正方形。
由于方圆的形状都可以由勾股三角形的运用而获得，而按商高的讲解，测量大地主要是运用合矩法的原理，而测量天主要是运用环矩法原理（可参阅闻人军《周髀算经译注》），因此最早为《周髀算经》注疏的赵爽认为，“天圆地方”并非指天地之形，而是指测天地之法。他特意在“天圆地方”条下批注说：
物有圆方，数有奇耦。天动为圆，其数为奇。地静为方，其数为耦。此配阴阳之义，非实天地之体也。天不可穷而见，地不可尽而观，岂能定其圆方乎？
赵爽用阴阳说来解释是一种时代因素，但其认为天圆地方指从测量角度来讲的，却比较可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天圆地方”涉及到了古人的宇宙观，但还不能说这就是中国古人的宇宙观。那么，中国古人的宇宙观是什么呢？关于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东汉末年的蔡邕在《朔方上书》中提到了三种：（一）盖天说或称周髀家，（二）浑天说，时人主之；（三）宣夜说，无师传。到了隋代，刘焯则在《论浑天》中提到了七种，即浑天说、盖天说、宣夜说、平天说、昕天说、安天说、穹天说。到了唐代的李淳风，则在《乙巳占》中提到八种。后世学者多根据《晋书·天文志》的记载以为，盖天说出现最早，浑天说是到了汉代才由洛下闳提出来的。然而，这种说法是很可疑的。
首先，从上面的追述中可以看出，从蔡邕开始谈古代的宇宙观开始，后人归纳的种类越来越多，因此，蔡邕的说法是否代表早期的实际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其次，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有关浑天说和盖天说的论述有很多是相同的。比如，二者都认为大地是平的，都认为日影千里差一寸，都有“天中”、“地中”的概念。不同的是，盖天说称天中为“璇玑”，浑天说称天中为“北极”。二者名虽异而实相同。以上两种宇宙观最大的区别是，盖天说把天看成象斗笠一样的盖子，盖分六道（称为七间六衡图），日月即在这个轨道中运行。而浑天说则认为，整个天是一个圆球，地平面则圆球的中心，其中圆球上半部为天，下半部为地，大地周围为海洋所包，而太阳每天在经过天空之后，傍晚则从西方的若木神树处入于地中，从地下潜入东方，再从东方的扶桑树处升起（《山海经》的记载即符合此说。要论证浑天说的宇宙模型，涉及问题比较多，这里暂略）。
《山海经》的记载是符合浑天说的，《楚辞》的记载同样符合浑天说，《周易·明夷》同样有“日入地中”的记载，以上这些记载都表明浑天说的出现相当古老。
蒙文通和吕子方都认为《山海经》是蜀地的作品。三星堆青铜神树的出现，为蒙文通、吕子方的观点无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种推测，浑天说的原始宇宙观在三星堆时期可能已经出现。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主张浑天说的落下闳会出自蜀地。在中原地区，主张浑天说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是张衡，我们研究张衡的经历可以发现，对张衡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学者是来自蜀地的扬雄，而把落下闳学说称为浑天说的正是扬雄的《法言》。此外，张衡的祖父张湛曾为蜀郡太守，张衡曾在《思玄赋》提到鳖灵等蜀地传说，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张衡的浑天说思想很可能是受蜀地文化影响所形成的。
自落下闳在汉武帝时期负责制造浑仪，参与太初历的制定后，并没有在中原王朝中任职，便还归蜀地而居。因此，直到南北朝时期，虽然以浑天说为主的天文仪器成为了中原王朝的核心观测设备，但中原学者对浑天说的核心内容却并不清楚，这正说明浑天说的起源地很可能不在中原地区。饶宗颐曾认为中国的浑天说有受佛教的影响，江晓源教授曾认为与浑天说有关的宇宙模型来自印度，如果我们了解到浑天说与三星堆有关，这种看法自然就可以排除了。
至于盖天说，我个人认为很大的可能，只是对浑天说的一种“断章取义”说的理解。进一步了解盖天说和浑天说不难发现，浑天说的思想基础主要来源于实际观测，虽然其学说中夹杂了若干神话因素，比如与若木、扶桑、日在地中潜行等，而这种神话性因素无疑正好证明了浑天说的古老。而盖天说更多来源于推理，其神话性因素很少，因此，盖天说的出现很可能就是为了剔除浑天说的神话性因素而提出的。但是，由于盖天说不是建立在观测基础上的，因此其学说存在很多内部的矛盾。比如，按照《周髀算经》所讲的太阳在冬至行于七间六衡的外道，夏至行于内道，春分、秋分则行于第四衡，同时，《算经》又认为太阳光照的半径为16万7000里，结果就会出现一种情况，春分和和秋分的昼长只有夜长的一半，这与实际的春分、秋分日夜等分是矛盾的。因此，《晋书》才会说：
周髀术数具存，考验无状，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
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不进一步谈盖天说了。下面，我们再来谈谈为什么说搞清楚古代的宇宙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来源有重大意义。
“浑天说”这个叫法，最早是西汉的扬雄提出来的。笔者在研究中，则把浑天说称为“昆仑宇宙观”。笔者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按照浑天说的宇宙模型，居于天中央的是北极，居于地中央的则是昆仑。当我们搞清楚这一点，自然就明白了这个原始宇宙观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在哪里。这里，我只简单地谈一下。基于这套宇宙观，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中国古人的若干理解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第一，由于北极和北斗居于天中，因此，被认为居于天中的昆仑自然被人们认为是”登天而实现神化不死“的最佳路径。同样的，当古人想到以神树为登天载体的时候，居于天地之中的建木自然也就成为了古人观念中至高无上的神物。可见，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登天”、“不死”这种观念是与其宇宙观有关的，这对古人来讲，是很实在的。
第二，如上所说，在古人的宇宙观念中，早上的太阳从东海扶桑处升起，傍晚从西方的若木处降落，白天太阳经过天空，夜晚太阳潜入地中，由此实现一个循环。可见，古人理解的太阳运动同样与其宇宙观有关。这个观念同样是实在的。
第三，北京大学的孙华教授已经指出，三星堆古城的营建具有法天象的思想。其中横贯三星堆古城的马牧河即充当了银河的作用（天汉北岸是王者之居，象征王者，代表天；南岸是祭祀区，象征被统治的地）。此后的秦咸阳城、汉长安城、汉洛阳城、北京紫禁城同样采用了“法天象”的建筑思想。显然，这种“上天下地”法天象的都城营建思想同样与当时的宇宙观有关。
第四，由于基于“浑天说”的天球与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会出现地轴和天球轴重合，且此轴与地球赤道平面垂直。因此，尽管我国古代先民普遍没有意识到大地是一个球形，但却能把这些现象通过天球坐标系反映出来。比如《史记·天官书》说：
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由于地球有自动运动，反映到天球上便是天上星辰围绕北天极每天逆时针旋转一周；同时，由于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反映到天球上便是天上星辰每天晚上要比前天晚上早四分种升起，直到经过一整年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正是基于这样的天文实测，古人有了把昼夜更替、四季变化视为受北斗控制的理解。除了《天官书》，类似记载也见于《鹖冠子·环流篇》：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由此可见，古人观于四季的形成、时间的运动同样与其宇宙观有关。总之，由这个宇宙观出发，结合古代文献和有关的考古材料，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研究古人有关宇宙形成、星辰运动的理解，由此可以进一步厘清我们中国文化中的若干思想的形成脉络。从这个角度说，搞清楚古代的宇宙观，这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课题，而是研究古代文化史、天文史、思想史等诸多方面的一个基础。
总的来看，目前学界特别先秦史学界谈到宇宙观与中国古代文化生成之关系的研究还非常少。笔者对此虽也不下过不少工夫，但鲜少把这些观点抛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以上这些观点的提出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要先说明白三星堆文化的历史身份究竟是什么？中国学界一直在寻找的夏文化到底在哪里？没有以上这个前提，“昆仑宇宙观”就不易讲。而要讲清楚三星堆和夏的关系，则必须又要以对传统的历史架构的审查（主要是指《史记》的线性历史架构）为前提。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头条号，让我们一起促进对传统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