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8日，台湾名人李敖在台北过世，享年83岁。作为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和史学家，他在文化领域发挥过许多积极的作用；而作为台湾的政治人物和民意代表，他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支持统一”的观点更应该得到颂扬。

除了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贡献以外，李敖最大的特长似乎就剩下了“骂人”。尤其是，他特别喜欢骂蒋介石，而且骂得还很难听，甚至骂出过“扒蒋光头的皮”这种太过侮辱性的言语。

回顾李敖的人生，他经历很复杂，既出过书，也坐过牢。而且，他的三次坐牢经历都是拜蒋介石父子所赐，1967年、1971年和1981年三次入狱，前后吃过十年的牢饭。

受此影响，李敖非常痛恨蒋介石，感觉是他埋没和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因此，在自己所著的《蒋介石评传》中便肆无忌惮地抨击蒋介石，以至于很多观点并不客观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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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毕竟是伟人，比起李敖充满个人色彩的谩骂，毛主席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和认识就显得公正无私。客观讲，李敖只是因为蒋氏父子做过几次牢而已，但毛主席却与蒋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多位亲人都被他杀害，自己也遭到了长期的通缉。

在事关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问题上，毛主席从来不会因小失大，从来不会因私怨忘大义。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释放蒋介石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庆谈判时，他主张拥护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美国施压时，他主张通过金门炮战变相缓解蒋介石的国际压力。

甚至于，在听闻蒋介石去世后，毛主席也没有骂过他一字一句。之后，还将《贺新郎》中的两句词“更南浦，送君去”改为了“君且去，不须顾”。用这短短的六个字，算是为自己和蒋介石的过往历史画上了句号。

1924年1月，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旗帜指引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两党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而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湖南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见证了国共合作的形成。

在会上，毛泽东进行了极具建设性的发言，提出了自己对于反帝、反封建的具体主张和步骤，引起了台下蒋介石的关注。会后，毛、蒋二人虽然通过握手后第一次相识，但并没有过多的交流。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将领冯玉祥趁机发动兵变，一举控制了北京政权，史称“北京政变”。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他公开呼吁各方势力都能入京共商和平大业，孙中山应邀抱病北上，结果却病逝在了北京城。

除了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憾，孙中山并没有明确指定或者推荐接班人。以至于，国民党内各个派系都开始蠢蠢欲动，刚掀起的大革命就遭遇了严重的危机。

经过了激烈的明争暗斗，汪精卫终于击败胡汉民，成为了新的“一把手”。不过，他在拉拢北伐军司令蒋介石的同时，也造成了对方的“尾大不掉”，形成了“汪蒋争权”的态势。

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再次慷慨呈辞，就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和苗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国民党二大后不久，蒋介石就一手炮制了所谓的“中山舰事件”，公开向共产党人发难。对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都坚决主张进行斗争，但在陈独秀右倾路线的妥协下，蒋介石等右派势力还是得逞了。 之后，毛泽东愤而辞去了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职位，彻底脱离了国民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分共”为名在上海发动政变，随后还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公开对抗。而自认为是嫡系正统的汪精卫也不甘示弱，在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和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下向蒋介石施压。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正式与共产党决裂，由革命者变成了反革命者。以此为标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了。

在共产党及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后，终于做出了坚决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决议。以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共产党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枪声，后来相继又爆发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迎娶宋美龄后，蒋介石取得了英美等国的支持，再借助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重新出山掌握了军权。从此，他开始接连不断地“围剿”红军，开始无休无止屠杀共产党人，期间就包括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苏区连续击退了国民党的数次“围剿”，成功保住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公然发起了侵华战争。面对这样的民族矛盾，蒋介石却依然执行“不抵抗政策”，甚至眼睁睁看着东北地区轻易沦陷于日寇，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之举。

由于受到了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路线影响，毛主席逐渐丧失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遭遇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放弃井冈山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在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下，在博古、李德的逃跑路线下，红军损失惨重。特别是，遭遇了湘江之战的惨败，八万红军已经牺牲过半，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1935年1月，通过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终于重新掌握了军事指挥权，成为了我党和我军事实上的负责人。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立即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拥护。

在此感召下，负责在陕北“剿匪”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也深以为然，不断敷衍蒋介石的屡次催促。为了继续“剿匪”，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甚至还要调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迫使张、杨二将发动了“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很多人都极力主张处死蒋介石，为死难的同志们报仇雪恨。但是，毛主席却力排众议，派周恩来等同志前往西安进行斡旋，最终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更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也由此开始。很快，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其中的措辞异常坚定:

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从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抗战，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忻口会战、武汉会战等大型的战役。虽然，这些会战都以失败而告终了，但依然还是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1938年10月底，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失陷，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此后，日军转变了“积极进攻”的策略，转而开始“积极诱降”，直接导致了汪精卫叛国。

蒋介石虽不像汪精卫那样无耻，可也逐渐转变了之前誓死抗战的态度，由“积极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甚至于，他还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引发了“皖南事变”的惨案。

1945年4月23日，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中共七大在延安的杨家岭召开了。毛主席不仅亲致开幕词和闭幕词，更作了《论联合政府》的主旨报告，集中阐述了今后的重大主张。

日本投降后，我国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战，举国都在期盼和平与民主的国家局面。而为了拉拢人心，蒋介石也三番五次给延安发电，公开邀请毛泽东进行“重庆谈判”。

对于这次不怀好意的鸿门宴，毛泽东以大无畏的精神不仅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更与周恩来等乘坐飞机前往了重庆。就在临行前，他还对负责留守的刘少奇和朱德表示:

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人员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的陪同下飞抵重庆。当晚，蒋介石专程设宴为毛泽东接风洗尘，互称对方为“润之”和“蒋委员长”，期间的现场气氛非常融洽。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正式会谈前还进行了轻松交谈。不过，到了正式会谈时，两党代表却显得有些剑拔弩张，双方因为许多原则性的重大分歧还中断了谈判。

这场谈判谈谈停停，足足持续了43天的时间。为了打破僵局，毛泽东和蒋介石也进行过几次直接交谈，两党终于在10月10日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协定签署后，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蒋介石没有到场送行，二人从此以后再没有见过面。到了1946年6月26日，随着蒋介石下令向解放区进攻，内战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军逐步在战场上夺回了主动权。特别是“三大战役”结束后，长江以北已经基本解放，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基本上损耗殆尽，于1949年1月21日被桂系逼迫下野。

成为代总统后，李宗仁做起了“划江而治”的美梦，甚至还派出代表前往北平和谈。最终，随着蒋介石和李宗仁相继表态明确拒绝《国内和平协定》，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简直势如破竹，江浙一带很快被解放。5月6日，就在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即将解放前夕，日理万机的毛主席亲自电令华野前指:

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的建筑物。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一边在“检讨自省”，一边还在图谋“反攻大陆”。不过，随着新中国的日渐强大和国际局势的日渐明朗，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在痴人说梦，根本没有任何可能。

为了得到美国扶持，蒋介石不得不跟随对方的步伐亦步亦趋。不过，坚持“台湾属于中国”却是他的底线，在这个问题上不容质疑。

1955年1月，美国怂恿新西兰向联合国提交议案，要求审议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敌对行动是否属于“国际冲突”。闻讯后，蒋介石在第一时间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

对新西兰在安理会的行动应予以极大的保留，否则它将引起巨大的疑惑、忧虑和误解，并将会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以“两个中国”为目标的人。

为了明确立场，蒋介石索性亲自上阵，在台北代表台湾当局进行表态:

“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乱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会一统。

对于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毛主席曾经这样表示:

台湾到底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蒋介石？我看还是要蒋介石好，从他退守台湾岛所经历的风波曲折中看出，不管出于何种政治动机和政治意识，他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方面的立场是一贯的。

面对美国政府的压力，身处北京的毛主席也敏锐地看清了蒋介石的处境，立即指示国防部长彭德怀在1958年10月6日公开了《告台湾同胞书》。其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化敌为友”和“一致对外”的措施:

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的领土。既然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世界上就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

此后，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在积极寻找沟通的渠道。最终，双方选择了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作为“中间人”，往返于台北和北京进行接触。期间，两岸第一次形成了“一纲四目”的提法，所谓“一纲”是指台湾必须回归，所谓“四目”是指台湾除外交外，其余军政大事均由蒋介石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和建设费用如有不足之数，由中央政府拨付；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但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国共两党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于重新合作。

两岸接触有了这么好的开端，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还是搁置了。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因病过世了，临终前还断断续续地表示:

我死后，将灵柩暂厝慈湖，那儿风景好，很像是奉化老家。

当工作人员兴高采烈地将蒋介石逝世的消息告诉毛主席时，伟人非但没有露出喜悦之情，反而还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久，他才缓缓地说了三个字:

知道了。

就是这简短的三个字，包含了多么复杂的心情！他的这份心情，我们常人或许难以深刻体会到，但远非李敖的嬉笑怒骂可以相比的。@文史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