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后这一代人，经历过动荡巨变的时代，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春潮，在他们身上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迹，有的人随波逐流，寂寂无名，有的人踏浪前行，终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中坚力量。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王恩哥，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50后”。
在《毛铺和文化录·中国和力》节目的录制现场，王恩哥院士与知名主持人杨澜聊起了幼时求学、艰难高考的故事，以及从中科院回到北大后，打破壁垒、锐意改革，推动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前进的不凡之路。节目为我们展示了作为教育家的王恩哥院士对教与学的深刻感悟。
网易《中国和力》 王恩哥院士：要把简单的事情做正确 （来源：网易科技频道）
在经历了童年的动荡后，1977年王恩哥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几经周折终于踏进了物理学的大门。并以过人的天赋和刻苦的努力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物理学界青年领军人物。多年后，已成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王恩哥，接到调令，接手北大物理学院，几年后又成为北大校长。
管理中国的最高学府，教育中国最顶尖的学子们，是人生最难的答卷。王恩哥院士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眼光和科教兴国的人文情怀，谋未来，谋创新，扎扎实实地为北大提出了许多非常有创新性的改革方案，如“小班课教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预聘制”等。在教学上，王恩哥院士以匠人精神培养学生，赢得了学生们“高怀见物理，和气得天真”的评价，这样的眼界、胸襟和胆识，让人非常敬佩。
这种锐意改革、不断进取的精神，与坚持“和而不同，匠心毛铺”的理念为品牌导向的毛铺酒一样，勇于拥抱现代创新之道，同时秉持产品品质之道。一口喝三香，更有草本浆，毛铺正是以黄金配比融合了“浓、清、酱”三种地标原酒，又创新性的融合了草本精华，使毛铺酒从酿造过程到产品体验都使人感受到和而不同，这也正是毛铺努力传播的健康饮酒的新理念和目标。
以下是《毛铺和文化录·中国和力》 王恩哥（下）的内容摘选：
一、教与学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简单的事情做正确
杨澜：您小时候是怎么对科学产生兴趣的？
王恩哥：这样的问题也有人问过我，但是我自己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我个人感觉到可能跟我的家庭有关系，我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母亲是一位大学老师。我从小养成了很独立的性格，很耐得住寂寞，喜欢读书，我最感兴趣的书是《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一本书给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再有一本书，我今天带来了，是这本书，一本谜语书。
杨澜：老古董了，太珍贵了，看看破碎的程度，旁边还有批注。
王恩哥：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学习，琢磨这些事，为什么会有“十万个为什么”，每一件事情我都觉得对我（来说）很好奇。
杨澜：我看您高考以后，就在辽宁大学学物理学，是什么把您带进了科学的大门？
王恩哥：1977年，当时高考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我就问我妈究竟多少人能考上，我妈妈随口一说，说百里挑一，我就认真了，我们青年点有200多人，我说妈没问题，我肯定能考上。
考试的时候是在东北，是12月1日、2日，只考两天。天寒地冻，我们青年点要到公社去考试，单程的路上是8里路，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路这么长，特别是一天考试下来。当时大家一边走，一边唱着歌，每当想起这段的时候，我都会说青春的时光真美好。
杨澜：就是因为有希望。
王恩哥：就是有希望。
由于当年的政审原因，我是等到父亲落实政策后，用77年考试的成绩，78年被安排到辽宁省省属的大学的。选专业的时候也很有意思，辽大当初是综合性大学，没有工科可以选，我认为物理比较实际，我就选了物理，学校的物理系当时非常时髦，有激光物理、无线电物理、半导体物理、理论物理，前三个都满了，就最后这个还有名额，我就读理论物理了。
杨澜：据说您的办公室一直挂着学生送您的一幅字，上面写的是“高怀见物理，和气得天真”，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学生送您的这个对联？
王恩哥：那是2011年我参加北大物理学院本科生的毕业典礼，会开完了，突然一些学生把我围住，然后送了我一个礼物，打开一看是一幅字，就是“高怀见物理，和气得天真”。
这幅字跟我走过了很多的地方，先跟我挂到了北大校长的办公室，又跟着我到了科学院挂在了副院长的办公室，现在回来了挂在了现在的教师办公室。
杨澜：您最喜欢它在什么地方？
王恩哥：我觉得这可能是学生对我当时状态的一种理解，对我付出心血的一种认可。“高怀”好像一种胸襟，一种开阔的感觉；“物理”是我们讲的世界的本源和万物的真理；“和气”就是笑呵呵的，“天真”是一种童心。
杨澜：您一直很注重人才的培养，提出过八个字的方针，分别是“发现、吸引、培养、使用”人才，你在北大培养的四十多个学生，后来都非常出息，在国内外、各个领域当中都做得非常的优秀，您是怎么样启发要求自己的学生在物理学的领域研究和发展的？
王恩哥：实际上我对学生们如果能够起到一点帮助的话，也就是我一直教育他们，或者是跟他们一起探讨的，就是要把简单的事情做正确。我非常不喜欢有些人的一种做法，把简单的事情描述得非常复杂，我是尽量把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化。无论做学问、做管理，争取做人都要做到简单。对学生我都非常用心，会仔细思考为学生制定方向，每一件事情都是从头来，然后循序渐进，让他们感兴趣。
在做物理教育的时候，我主要是注重两点：第一点就是物理是一个有趣的事，值得做一辈子；第二点，我告诉他们物理并不难，这门本事你能学会。我经常跟学生讲，不要想得太远，要像学徒一样，一点一点来，慢慢体会，你做的事情最后自然就变成了你的本事了。
这几张照片是过去二十年里参与过我水科学研究课题的学生。
一个学生毕业的时候，我基本上敢肯定，他经过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训练，毕业以后我也很放心，我觉得至少他在这样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不会为找工作苦恼。
杨澜：他们何其幸运，有这样的良师，能找到他们自己未必意识到的能力，有完整的学术训练，能够让他们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往前发展，而不必走更多的弯路。
王恩哥：我比较庆幸的一点，我在他们人生做科学起步的阶段，就把他们引上了这条路，引上了对科学的热爱。
杨澜：我听说您也经常跟自己的学生说，要学一点“无用”的东西，这个“无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王恩哥：我在大学里头经常跟一些学生讲，读一些跟你的专业没有关系的书，学一些比较基础的知识，看似无用，实际上在你的人生里会给你后劲，受益无穷。
比如提到物理跟艺术的关系，我在北大的时候，那一年正好是莫言先生得了诺贝尔奖，请到杨振宁先生和莫言先生做了一个对话。最后我总结了一句话“物理学家、科学家跟艺术家都希望探索世界，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当这两者能够坐到一起，并且心平气和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者一定会对另一者有所帮助。”
2013年，杨振宁与莫言在北大展开“科学与文化的对话”
杨澜：杨振宁先生特别喜欢引用那首诗，“一花一世界，掌中存无限，刹那即永恒”，既是一种物理学看世界的方式，其实也何尝不是文学和艺术看世界的方式，能达到某一个水准以后，就融通融合了。
二、改革就是以一种“不满意”的心态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杨澜：您2009年辞去中科院所有事务，回到北大担任物理学院院长，是从科研岗位转战教育岗位，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而且是“降级”调任，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您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
王恩哥：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个级别变来变去，我想的最多是北大物理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辉煌的，老一辈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是在这儿读书工作过的。但是在那个时期，恰巧碰到了一些难题，作为一个在这里读过研究生的人，我希望能为母校做一点事情，这是我最主要的动力。
但是我回去了以后，有些事情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没有办公室老师不太常来，这是对教师智力资源最大的浪费，我一定要改善。所以我就把旧楼又重新装修，加了一些房间，又盖了新楼，把整个园区做得非常漂亮。工作环境改善了，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工作热情也明显提高了。
杨澜：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推动了北大新一轮教学改革，“小班课教学”、 “预聘制”等都是卓有成效的。我们知道高校改革落实起来是非常难，您当时应该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您是如何判断和决策的呢？
王恩哥：在学校的时候，我当时想得最多的就是怎么把北大的学科优势和大师优势结合起来培养人才。经过一番调研，推出了“小班课”教学这样一个教改，当时我要求小班课人数不要超过18个，当然也根据一定的资源，教师的资源、教室的资源去计划了一下。
最根本的一点，向学校传达一个信号，一个老师留在北大，单靠发论文好是不够的，你要把心思放在学生身上。另一个信号，是要改变原来陈旧的教学方式，带来内容挑战，一门课设计可以使用几本教材，学生可以选不同的教材修一门同样的课，达到因材施教的目标。“小班课”推动起来，全校开了几十门，参加教改的老师三四百人，上万人次学生参与过这个实践，基本能做到北大本科生在低年级的时候，一个学期有一两门小班课学习的机会。
杨澜：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老师的聘用方面做了一个“预聘制”的改革，为什么一定要用“预聘制”？
王恩哥：是这样，以前没有“预聘制”，一个年轻人进了一所大学或者研究所以后就自动的变成了终身的铁饭碗了。“预聘制”实际上就是一个年轻人进到大学或研究所后，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并不是终身教职，经过五六年后，通过委员会考核，最后才能拿到终身的教职。这些事情在国外并不是新鲜事，在北大也不是我最早提的，其实在这前面就有，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没有真正落实，我觉得这是不行的。所以从每个人进入学校开始，就要签下合同，你到了北大不是终身教授，要经过“预聘制”考核，才能拿到这个位置，不合格还是要离开。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一个年轻人要从最开始独立工作的时候，就培养一种习惯，早晨一醒来就要想一想一天的工作，就要到办公室、到实验室去，养成了这种习惯以后，他一辈子都会有一种很好的工作的状态。这好比一个人从小养成一种口味一样，一辈子都不会改。
杨澜：我发现在您身上，有多重角色，有科学家，有管理者，改革者，甚至现在还要有一些企业家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角色在您的身上的确有一种融合，您怎么样来评价自己的这种个性的特点，您是一个愿意尝试新的东西，愿意做点冒险的人吗？
王恩哥：也许有的时候，我大概有一种不满意，总是经常感觉到做事情喜欢尽善尽美，做得完整，可能我稍微地做一点努力，就能够改善它，大概往大一点讲，就叫做改革了。实际上每一件事情都是从普通的一步一步开始的，理工科的人做事情都是会认真思考的，学物理的人总是有一种直觉判断，大概会知道一件事情的对与错。
三、中国教育和科技走向世界，需要踏实做好每一步
杨澜：我们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说了若干年。建立一流大学有不同维度的思考和评价方式，那么在您心目中，特别想强调哪些维度的评价？
王恩哥：在我心里世界一流大学没有特殊的定义，用我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就是“一所好的大学，一定要有传统”，没有很好的传统，或者形不成传统的大学，都不是最好的大学。
杨澜：只要有时间，大学不都会有点传统留下来吗？
王恩哥：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个人或者一所大学，他的很多事情总是变来变去，如果你不加以培养的话，时间再长也形不成传统。形成传统是要有心，加上有心人，加上有心的时代，才能做出来。有的人在意学校的排名，有的大学只是研究怎么提高排名，通过发表论文、争取经费这些融合进来，我觉得这都是表面文章，一时的事。
杨澜：您觉得核心是什么？
王恩哥：最核心的还是传统！我曾经访问过很多大学，我到过哈佛大学物理系，到过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我觉得最大的差距，是你在这个系里头转的时候，会发现每个教授都很自信，他们选择研究的题目都很有传统，每个人都讲自己做的工作很了不起，这个不是我们国内大学里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我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讲演，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我曾谈到自己的看法：“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虽然校风、气质各不相同，但贯穿始终的都是崇尚真理、追求卓越、学术为基、人才为本的精神品质。一所杰出的一流大学，其宏大而明确的抱负，就是要在知识的各个主要领域达至卓越，并以其源源不断的杰出人才，保持和延续这种竞争力。”
杨澜：您是美国物理学会理事会唯一一位中国科学家，您怎么样看待在今天的世界，其实有很多逆全球化的声音，也有很多科技的壁垒，您怎么样看待中国的科学家在国际舞台上来发声，您觉得可以做一些什么？
王恩哥：我记得是2017年，我首先当选的是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会的执行副主席，2018年我当选了美国物理学会的董事，2019年我又当选了国家科学中心国际联盟的主席，通过参加这些学会的学术活动，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它的工作范式。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些模式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有借鉴的，更重要的一点，通过这些机会，我可以介绍一下中国科学家的工作，推荐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做国际组织的Fellow，甚至把一些国际会议邀请在中国主办，使一些国际会议能邀请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做一些邀请报告。
另一个目的，是在跟他们接触中，我突然发现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一些状态，一些学术科学政策，知道的消息是不对称的。实际上我们有些工作是很开放的，但是他们觉得好像我们不太开放，我也做一些解释。做这些事情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一个责任。
杨澜：我觉得其实也要有一种开放和兼容并蓄的胸怀和格局，让更多的中国的科学家能够在国际的舞台上去展现他们的才华和成果。虽然看上去是一个人的成功，但是他在世界人们心目当中所留下来的印象是一个鲜活的、生动的当代中国科学家，从而对整个国家的文化也会产生一种兴趣和信任。
杨澜：最后还有一个很多网友和观众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您觉得中国的物理学家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王恩哥：近年中国物理界做了很多工作，都非常值得欣赏，只要我们不断地改善学术环境，只要我们物理学人放下心去，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拿到很多的大奖，包括诺贝尔奖。
但是人要少想一点，事情就变得自然。有的人问我说什么时候能拿到诺贝尔奖，我相信现在拿诺贝尔奖的工作都放在那儿，你在做的过程中很多事情就已经形成了，接下来就是对社会的影响和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我们自己本人来讲，我个人建议，欣赏自己做的工作，也许比拿奖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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