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元年（1662年），刚刚登基不久康熙皇帝收到了一份由吴三桂送给他的“大礼”。
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皇帝”——永历皇帝朱由榔，在云南昆明的篦子坡，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一同被杀害的还有朱由榔的儿子以及眷属，共计二十五人。
凭借着如此“不世之功”，吴三桂也来到了他人生中权势地位的巅峰，他本人获封“平西亲王”，是清朝历史上仅有的两位被封为亲王爵位的“异姓王”，他的儿子吴应熊不仅迎娶了皇太极之女建宁公主，并且在官阶和地位上，也得到了不断地提升。
然而，擒杀永历皇帝朱由榔，不仅成为了吴三桂人生之中又一个挥之不去的“污点”，与此同时，也成为吴三桂人生中“盛极而衰”的重大转折，就此让吴三桂一步步的走向了失败的深渊。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面对浩浩荡荡向北京开来的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崇祯皇帝将吴三桂看作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崇祯皇帝紧急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命令吴三桂放弃关外全部领地和据点，火速驰援北京。
从宁远到山海关的距离是120公里，三月初五，吴三桂接到旨意从宁远率军开拔，抵达山海关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十九，这120公里，吴三桂足足走了14天，这时的北京城早已经已经被李自成攻破，崇祯在极度的失望中在煤山上吊自缢，正统明朝就此灭亡。
得知崇祯自缢、明朝灭亡后，吴三桂起初选择的是投降李自成，但是由于李自成对其家族的拷掠以及其大军进入北京后的种种行为，让吴三桂最终改变的想法。
在此之后，吴三桂也在高官厚禄面前，彻底放弃了“光复明朝”的想法，同时也揭下了他“大明忠臣”的伪装，一次次的将兵锋指向了他曾经宣誓效忠的朱明后裔，成为了清朝荡平南明小朝廷的先锋。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亲率大军攻入缅甸，逼迫缅甸国王交出了流亡在缅甸的南明永历政权的皇帝朱由榔，第二年即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又在昆明篦子坡将其全家绞杀。
擒杀永历帝，是吴三桂交纳的“投名状”，更是帮了整个清朝的大忙。
众所周知，清朝一直以来都是以明朝的“继任者”自居，并且始终强调，明朝是被李自成攻灭，而清朝的江山是从李自成手中抢来的，包括清军入关时，也是打着“剿灭李自成，为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历代清朝帝王也是始终将祭拜十三陵作为一项重要的仪式庆典，这些无疑都是为了证明清朝夺取江山的“合法性”。
“顺治三年五月壬戌，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及行查，果获鲁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鲁王等十一人伏诛。”
特别是朱常洵，连名字都没有提，将其淡淡的放在了“等十一人”之中，真可谓是“别有用心”。
到了康熙年间，民间不断爆发打着“前明朱三太子”名义的起义活动，而当真正的崇祯皇子朱慈焕被擒拿的时候，康熙皇帝迫不及待的将其全家凌迟处死，罪名则是冒充去“前明皇子”，为的也是要掩盖其真实的身份，来维系达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非常“主动”的绞死朱由榔，算是帮了朝廷的大忙。
一方面，清朝这面除掉了威胁王朝统治根基的巨大隐患，同时对于各地“反清复明”的起义也给予了一次巨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则是继续维持了大清王朝作为大明王朝“继任者”的“良好形象”，维持了政治统治与政权来源的合法性基础，可谓是一举两得。
当然，对于吴三桂而言，这也是他必须要向清朝缴纳的“投名状”，因为此时吴三桂急需通过实际行动持续性的向清朝表明自己的忠心。
在清朝初年的四位“异姓王”中，相较于“三顺王”，即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吴三桂是投降时间最晚的。
当初，孔有德等人在“吴桥兵变”后投降，当时的后金在实力不能与后来同日而语，甚至可以说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人的投降，颇有一种加入“创业团队”的意味，而他们的王爵也是早在崇德元年（1644年）皇太极改元称帝的时候，就已经被册封的，足可见当时皇太极对这三人的重视。
而不同于“三顺王”这样的主动归降，吴三桂的投降更多的时候是可以看作为被逼无奈之下的“阵前投降”。与此同时，吴三桂与明朝之间，并不像孔有德等人那样，有着非常不堪的过往与极深的仇恨。
所以，如果单从投降的基础与动机而言，吴三桂并不牢靠，而清朝安排吴三桂之子吴应熊迎娶建宁公主并将其留在北京，实际上就是出于对吴三桂的不放心，进而将其当作了人质。
对于清朝朝廷而言，吴三桂擒杀永历皇帝朱由榔，也能起到“一石三鸟”的目的。
一来，正如前文中说到的，朱由榔是断然不能留存的，而同时，朱由榔也是不能由朝廷下旨处死，所以，通过吴三桂将其绞杀，为的还是维系请朝统治的合法性。
二来，朱由榔的死必然会激起民间的抗议与哗然，如果是清朝朝廷的行为，也必然将招致不满，特别是前明的遗老遗少以及南方汉族的士大夫阶层，而吴三桂的行为可以说是很好的转移了焦点和矛盾，帮助朝廷背下了“黑锅”。
三来，吴三桂此举可以说也是将自己置身于全体汉人的对立面，这就使得吴三桂将成为“被唾弃之人”，也必然会失去天下人的支持与拥护，其影响力与号召力也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这对于清朝朝廷来说，也将是更加的放心与安心。
“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的名义，收回其任免官员的权力。
康熙六年（1667年），这个时候正在专权的鳌拜，又借着吴三桂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朝廷中央，加强朝廷对于云贵地方事务的管控；也是在这一年，朝廷还下旨命如果说猜忌与削权，仅仅是朝廷对于吴三桂处于政治上的不信任，那么双方在巨额军需用度上的分歧，则直接激化了朝廷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为875万两白银，但是仅吴三桂一镇的支出就高达900万两，因而朝中便有人感慨：
“天下之赋，三藩耗其二”
再加上三藩在属地上的独立统治极大的威胁到了皇权，使得朝廷这面对于三藩是愈发的不满，康熙皇帝甚至还将解决“三藩”问起作为其亲政后计划重点目标，写在了大殿内的柱子上，足可见其决心与态度。
终于，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乘势作出了撤藩的决定。随后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以及镇守云贵的平西王吴三桂怀着试探性的态度上疏请求撤藩，康熙也都予以批准。
然而，吴三桂竟然打出了“兴明讨虏”，拥立朱三太子朱慈焕的旗号，真可谓让人哭笑不得。
可擒杀拥立皇帝朱由榔，已然让吴三桂成为了大明王朝和南明朝廷灭亡的头号罪臣，也更加使得这些人对吴三桂是恨之入骨。所以即使吴三桂打出了“兴明讨虏”的口号，也因为他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只会让人觉得是一种讽刺和嘲笑，而无法赢得汉族人特别是汉族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支持。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已经走在穷途末路的吴三桂，也卸下了最后的“伪装”，选择了自己称帝，国号大周，建都衡阳，建元昭武。而吴三桂的皇帝梦仅仅维持了五个月的时间，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吴三桂病逝，结束了他不断背叛的一生。
攻灭南明永历政权，擒杀永历皇帝朱由榔，可以说是吴三桂自投降大清王朝以来，为清朝所作出的最为杰出的贡献，他本人也获封亲王爵位，并且镇守云贵，手中有兵有权，俨然成为了一方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