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励志片一度属台湾地区专美，其实非香港影人之特长。以《激战》为例，本带有香港时装动作片架构的文本，为赋予其积极向上的核心价值，林超贤和编剧不得不加入了许多具有台湾电影人文式的叙事风格进行扩充，其中“寻找梦想实现自我”的主题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显得有些平庸，那么《激战》凭何打动观众？

故事从影片中的两个“失意人物”开始讲起，张家辉饰演过气的拳王，整日沉迷赌博，为躲债只能在拳馆中打杂，寄人篱下；彭于晏家境殷实，却因父亲生意经营不善成为工地工人，这些看似与“拳击”完全无关的“琐碎”细节或许会让观众昏昏欲睡，但恰恰却成为了影片最不容错过的部分。

观影时，我一度揣摩为何电影故事要如此塑造，然而影片中的不少线索告诉了观众答案：电影通过人物视角进而带出被抛弃的家庭（梅婷与李馨巧）、面临破产而遭合作伙伴歧视的彭于晏之父（高捷）等等，背后对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涉猎，基本属于“推翻重来”，这种意识除了能够引起普遍观众在情感上的共鸣外，关键在于一种被认同感在不同层面上的转移。

张家辉和彭于晏的角色其实在影片中最大的作用是作为叙事鱼眼，进而带出的拳击战更成为人在逆境，需要反戈一击的情绪释放点，因此片中重新回到生父怀抱的李馨巧对张家辉说：你做到我就能做到。于是电影开始的两场大战，则表现出了与影片开头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甚至可谓残酷到令人有些不适：彭于晏被重创折断手臂，鼻梁骨弯曲，场面惊悚；到了张家辉走上擂台之后，竟然以牺牲一只手臂为代价力挫对手。这样的逆袭越愤怒，情绪爆发就越酣畅。即使电影在此有些一把抓的弊病——影片中一切纠葛随着拳赛获胜竟然都迎刃而解了，当然利用巧妙的情感控制，一切不合理都可化为无形。

或处于艺术考虑，抑或题材受限，《激战》主张的“写实”其实未承担起引导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不过《激战》在提升港产片传统内在价值却是显而易见的：影片中的情感共鸣基础，恰恰在于将“神”还原成了“人”，无论是曾经多么光冕加身的人物，依然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位自己，这可以视作是港产影片一直以来的传统意识：意志从来都是让平凡人打不死的驱动力。

因此《激战》通过“草根精神”与“自嘲精神”与观众拉近了距离，在如今主张“精英路线”的香港电影中显得那么独特，其实香港电影成功之处，也在于曾经塑造了许多经典的小人物，《激战》无疑保留了这样的精髓，亦反映出这样的自我清醒认知是内地很多电影所欠缺的。